大二女生痛心口述:实习竟遭遇性骚扰

直白人生

这是真实的故事，是我最好的朋友亲口告诉我的，我在愤怒中听完她的讲述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，但是，也不知道怎么来帮助她。


她的讲述更是伴着泪水：


大二暑假我去了一家报社实习，所在的版组气氛非常活跃，基本都是年轻记者。有个40来岁的编辑，资历老地位比较高。据说他年初刚结婚，妻子小他十几岁。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很爱玩而且比较正派的人。同事之间关系非常融洽，实习期间大家对我都很关照，也许是因为我性格开朗幽默，快言快语，实习成绩也很不错。这个叔叔级的编辑几次说要请我吃饭，我也觉得这没什么，毕竟被前辈关照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虽然说实话，我很讨厌跟这种中年男人吃饭。
这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，他突然打来电话问我现在能不能出来坐坐聊聊，他在国展。他说国展在北三环，很近的，在北京混了两年多的我竟然还天真地以为国展在海淀区。这些天我虽然稿子写得不错，但也出了好几次错，白天开会的时候被总编助理批评了一顿，心中很是忐忑不安，前辈说要请我,我犹豫着还是答应打车过去了。


但是我想到了阿伟，他是我绝对信任的朋友,做事稳重。我打电话给他，说一会儿如果我打他手机的话，别接，马上给我打过来，就说是我室友的男朋友，室友没拿寝室的钥匙，要我赶紧回去开门。


很快到了国展，这个男人已经完全没有在报社里的君子模样，略有酒气，伸手就揽我的腰，我不动声色地躲开了。说实话，以前遇到这种情况，我早就一个巴掌扇过去了，但现在毕竟不是在学校，该工作了，很多时候不得不暂时忍耐。我声明说我只能陪你到12点啊，明天我还要有个采访呢！他说你让××自己去不就行了吗？大周末的，一个实习生不用那么操劳的！我说不行，答应了别人一起去就不能不去的！他说那先吃点东西吧，我当时真的不饿，但特别渴，几个小时没有喝水了，他说去马路对面的KFC，说那里24小时营业，我说KFC都是23点关门，他说不是，但确实我对了。“你不就要喝水吗，我给你找个喝水的地儿”。边走着，阿伟打来电话，问我说：“你说你室友，可你这个室友叫什么名字啊？”我怕那个老男人发现，就装作跟人联系采访时的表情语调，说：“随便，随便你啊！”


“随便？”


我依然笑着说：“是啊，看你了，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行了！”


阿伟果然聪明，马上明白了：“你是不是被人圈住了？”


我笑着说：“是啊是啊，所以你给我电话吧！挂了啊！”


临街挨着KFC2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铁门，我戴着隐形眼镜，晚上看不清东西，就跟他走进铁门，以为那里面有咖啡厅之类的地方，结果他走进临街的一座楼房，进门一层，他拿出钥匙，竟然是住宿楼。我警觉出有什么不对劲，但晕乎乎的，不知道怎么昏了头居然跟着进去了。一室一厅，能坐的地方只有那间“室”，一床、一梳妆台、一电脑桌，进去之后，他问我要喝什么，说有砌好的茶，我说我只喝白开水。


他出去倒了一杯白开水，我渴极了，但头脑猛地清醒起来：不要喝别人给的水！


一看表，居然快12点了。我称有短信，掏出手机来偷偷给阿伟拨了一个，他马上打过来：“你在哪儿呢？你赶紧回来吧！××没拿钥匙回不去了！”


我对这个男人说：“我室友的男朋友叫我赶紧回去开门！”


他一听，特别不高兴了，说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让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回去啊？你跟他说，你在国展，让他自己打车来拿！”


我说不好吧，一个寝室的，要帮帮人家嘛！


他说：“怎么女的不给你电话啊？人家说不定巴不得你不回去呢！”


我快气死了，他妈的，姑奶奶的火爆脾气大得很哪，要不是碍于工作且现在受制于你，我会跟你陪笑脸？


“不行，我一定要回去！”他居然很得意地说：“我们小区12点关铁门，你翻不出去的！就在这儿睡一晚吧！”


我一听怒死了，别说本姑娘还是处女不跟你上床，就算平时玩惯了，也绝对不会跟你这种糟老头子上床！


我往门口冲，依然很镇定，但已经没有了笑容，说：“你这门怎么开？”心想，要是不开，我就跟他拼了！


很幸运，这个男人还没有兽性大发，愣了一下就开了门，口里居然还在说：“大门肯定锁了，我就在这儿等你，你一会儿保准还要再回来！”


我头也不回就走，大不了直接打110。只要能出了那间屋子我就什么也不怕了！


保安正要锁大门，我叫住了，钻进一辆出租车，给阿伟发了短信，开始后怕了，“哇”的一下大哭了起来！


回到寝室，一个人担心地睡了一个晚上。早上没起来，也没去采访。约好去采访的师姐可能觉得不太正常，打来电话，我犹豫了一下告诉了她。缓和了一天，我听从师姐的建议将这事告诉了总编助理。报社记者几乎都是外地的女孩子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北京的女孩子他不敢惹，难道就这么欺负我们外地的女孩子吗？


听完朋友讲的事情以后，我去查了一些有关性骚扰的资料。


美国1964年将性骚扰写入人权法。20世纪90年代，“性骚扰”一词传入中国；2001年，西安，中国有了第一例性骚扰案；2003年，武汉，中国有了第一例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。“性骚扰”的相关立法在中国也已经开始起步，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正尝试增加对“性骚扰”的法律界定和惩治机制。“性骚扰”的界定很难，一旦要立法，既要考虑到符合人性、人道，又要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，比如求爱权等。如果一个正当的行为自由也会导致法律后果，那将影响到自我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的正常运转。


如何防治“性骚扰”如今成了一个世界性难题。它介于违法行为和道德缺失之间，很难界定其法理上惩罚的切入点和执法尺度。从较早对“性骚扰”进行立法的国家的司法实践看，真正成功的案例也是极少的。应该看到，即便有立法，法律对防治“性骚扰”的作用也是有限的，其运行成本昂贵，诉讼过程也极艰辛。其最大的难点在举证，性骚扰发生的场合一般比较隐蔽，造成的多是精神损害，很难留下实物证据，再加上现代人的观念仍然没有转变，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，很多个案都是因为证据不足败诉，更多的受害者因为没有足够的重视而选择沉默和隐忍。


对于年轻人，尤其是社会阅历缺乏的女孩子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高度警惕和理性分析，积累必要的自我保护常识，防患于未然。